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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家访谈 张剑光谈中国抗疫史:三千年抗疫淬炼

2020-06-09 13:41 | 发布者: 神话娱乐 | 查看:

  “人类的发展历史,可以说就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。”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里,疫病几乎是如影随形。但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同舟共济,以磨砺不屈的战胜了疫病,繁衍发展到今天。

  二十多年前,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踏入中国传染病史的研究领域,撰写了《三千年疫情》一书。当前,在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之际,他从旧稿中拿出相关部分,春节期间连夜增补,合成《中国抗疫简史》出版。近日,本报记者采访了张剑光教授,请他回顾我国数千年来的抗击疫病历史,谈谈古人的经验对当下防控疫情的。

  张剑光:商朝。应该说有文字记载以来,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疫病的认识。在甲骨文中,就有很多关于疾病的相关记载。比如说,甲骨卜辞中“疠”指的就是传染病。“疾”字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,意指人卧床不起,后来通常指流行病。“疥”常用来表示痒疥类疾疫,指发生疹斑症的传染性发热病。“祸风”常作某某因风致疾,也即后世所谓的伤风,即今天所说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。“蛊”字指器皿中有二个虫,人食之入腹,就成为蛊,我们猜测是肠胃类的疾病。甲骨文中的“疾年”,指这一年社会上反复出现规模、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,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。

  张剑光:历史上各个时期严重的传染病都有,种类也是各式各样。现在能看到的是明清时期比较多,因为各种资料记载的比较齐全,我们看得比较清晰。明朝共277年,平均每2.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,每年发生1.54次疫病。清朝共267年,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,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。有专家估计,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造成山西、500万人的死亡。

  张剑光:疫病流行也有地域上的规律,南方普遍较多,比如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。隋唐时期的一些官员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,就是因为害怕疫病。由于一般官员害怕到南方去,南方官员数量明显不足,所以官员因事被贬时,常常被流放到岭南地区。如韩愈、柳元等被贬,都流放到岭南瘴疠之地。被流放到岭南地区的官员,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计其数。

  文汇报:病毒无情,无论是平民百姓,还是帝王将相,才子佳人,没有人有“免疫金牌”。您在书中有大量的例子,在此能否略举一二?

  张剑光:历史上感染疫病的很多。天花和清朝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像早逝的顺治,民间有他去五台山出家的传闻,但可能性不大,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得了天花。还有关于同治的死因,得性病说流传颇广,但从清宫保存下来的病历卡来看,应该不是性病,而是与之病症相似的天花。文人得疫病就更多,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、“初唐四杰”中的卢照邻,都得了麻风病。养病期间,卢照邻还写了《释疾文》、《五悲》等文章,记录自己怎么和病魔斗争,最后实在不了自己像个废人一样,自投颍水而死。

  张剑光:我总结了比较重要的几点:第一,树立信心,尤其是对于地方官来说。疫情一旦发生,必然会引发老百姓的恐慌,甚至四处逃难。怎么稳定,怎么留住人,对地方官来说就是很大的。第二,切断传染源,对病人进行隔离。古人在对疫病没有完全认识时,已经知道隔离的重要性。早在夏商周时期,这样的方法就已经产生,得了病就送到专门的场所,看你自己能不能扛过去。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两种,一为疫病到来临时性建立的场所,比如宋朝苏轼就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,像简陋版的“小汤山”,他招募僧人到各坊管理治疗,为病人准备药物和饮食;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。除病人外,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。《晋书》中提及“朝臣家有时疫,染易三人以上者,身虽无病,百日不得入宫。”第三,医药救治和普及医学知识。唐朝时,还编纂简便医书,把常用的药方都抄写到木板上,在村坊要上展示。至宋朝,有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,得以大量印行编辑医书,向各州县加以推广。最后,灾后帮助老百姓生活重建,比如说减税、恢复生产,收养遗孤等。此外,今天我们说的“检疫”,清朝后期也从国外学到了。

  张剑光:从历史上看,官和医都是结合起来的。因为科举制度的原因,地方官多少都懂点医学知识,衙门中也有专门的医疗机构负责看病,遇到疫情,医生总是冲在最前面。那么就我们今天来讲,我认为官员一定要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,相信我们的医疗专家。还有就是应急机制和物资调配。古代社会比较简单,基本就是开仓放粮。但今天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,还有怎么解决特殊时期医疗资源紧缺等等一系列问题。

  文汇报:最近,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勾起了人们的文化乡愁。疫情面前,“文艺范”的应援在古代多见吗?

  张剑光: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,古代文学作品中记录疫情的当然有很多,但整体上还是以单纯地描述灾害现象为主,比如说清代人师道南曾赋《鼠死行》就用文学细致记述了死鼠与鼠疫的关系,其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。不过倒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:宋朝有个人叫刘邠,助司马光纂修著名史书《资治通鉴》,晚年不幸得了麻风病,眉毛全部落掉,鼻梁也断了下来,一直喜爱以诗文他人的苏东坡就作诗给他,说“大风起兮眉飞扬,安得猛士兮守鼻梁”,弄得他哭笑不得。

  张剑光:关于流行病流行的原因,在《内经》中,我们祖先就注意到了气候和疫病的关系。古人认为人在身体虚弱时,受了一种“虚邪”之风的,就会生病。西汉名医张仲景总结出了一套认识疾病的理论,并且他已根据病情变化来制定不同治法,开创了中医对疫病的辩证施治方法。这之后还有葛洪的“毒厉之气”、吴有性的“戾气”说,金元时期刘完素的火热致病、李杲的“内伤学说”、王好古的 “阴证论”、叶天士等人的温病学说等等,都是对流行病成因的探讨。其中,有一些学说还比较有科学性,比如说明朝的吴有性就提出了传染病的两个传染途径:空气和接触。叶天士就更进一步,他指出温邪侵体的途径不是通过皮肤,而是通过口鼻进入人体,并以此创立了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转心包”的理论。后面清代的刘奎、王士雄等,把温病学说更加具体化。总的来看,这些医学家都是临床医生,他们在许多治病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理论性的总结,而且对病症越来越细分。

  文汇报:您书中提及1894年发生鼠疫时,华人染疫者不信任西医。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,医结合的方法成为普遍的治法。对此,您怎么看?

  张剑光:当时的背景是西医刚刚进入中国,几千年来国人受中国文化熏陶,对人引以自豪的西医并不习惯,对其治疗并不相信,也是很正常的,倒不是说西医本身不行。我们经常讲“中医治未病”,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病的时候,我通过调理你的身体,增加抵抗力,这也是更积极的预防对策。当下,新冠肺炎尚无有效药物,医作为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,各有优势,应相互补充,协作攻关。我们都看到,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,医结合救治疗效更加明显。

  文汇报:《病毒星球》最后一章标题是“与病毒共赴未来”,《中国抗疫简史》最后一章标题是 “抗击疫病:民族不可战”,您为何特别强调民族的力量?

  张剑光:我没有读过《病毒星球》,但“与病毒共赴未来”这句话,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从历史上看,疫病和人类一直是共生的。人类战胜了老的疫病、有了预防措施,新的又不断冒出来,不断地对人类造成麻烦。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命运的。决不向疫病低头的勇气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经贯之的。无论是帝王、官员,还是普通百姓,难免会惊慌失措,但更多的是凝聚思想,用一切科学的办法和措施,与疫病作殊死的斗争,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所以今天,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。一个疾病对国家和社会来讲都是一场磨练,我们的应急能力、组织能力、物资供应能力、对的凝聚力,都将在这场磨练中不断向前。人类走到今天,病毒从来没有把人击垮,只要我们众志成城、守望相助,一定能战胜新冠状病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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